康有为环视了一眼大厅，然后在一角落坐，心想盼望已久的时刻来了。

“问话”开始了，几位大臣轮番上阵，你一言我一语，恨不能把康有为给吃了。康有为镇静自若，引经据典，由古及今，由中到外，对答如流。他不仅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而且批驳了李鸿章、荣禄等人的诘问，受到了翁同龢的赞赏。

在翁同龢的推荐下，光绪皇帝谕令对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压。同时，命令总理衙门呈送康有为所著的《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书。

看到这些书后，光绪皇帝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他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意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听后大怒，但一时不便阻拦，只好让他“闹去”，以后再说。这才给光绪一个实验新政的短暂机会。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向全国宣布变法开始。从四月二十三日到六月上旬，维新派通过光绪皇帝公布了一系列改革的上谕，涉及经济、文教、军事等领域。从六月上旬到八月中旬，新政扩展到政治方面，这已经极大地震动了统治集团。

康有为见顽固势力太大，劝光绪皇帝在政治改革上不可操之过急，否则会引起天下大乱。光绪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几年以后再说吧。”

大学士孙家鼐也劝告光绪皇帝说，推行新法将失掉君主的权力。光绪皇帝慨然回答说：“朕想要拯救中国，只要能有益于国民，朕失去权力又如何呢？”

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态度是积极的，勇气是难能可贵的。这些新政措施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古老中国的沉寂，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然而，以慈禧为首的守旧顽固势力掌握实权，对这些有局限性的政令也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或公然拒不执行，或阳奉阴违，搪塞拖延，不了了之。百日维新就是在维新和守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

新政开始的第四天，即四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撤去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的职务，勒令回籍。这等于砍去光绪的一只臂膀。

同一天，慈禧太后又来到颐和园，在这里召见了她的亲信荣禄。两人密谈了很久，并商定了必要时对帝党采取军事行动的步骤。之后，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帅北洋三军，控制京畿军政大权。同时，任命另一些亲信管理京师卫戍军队。

慈禧太后深知，只要军队在握，维新派和他们的支持者光绪皇帝都是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着，慈禧太后又下诏，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都要向她谢恩，表明大权仍在后党手中。

光绪皇帝为变法的前景所鼓舞，对慈禧太后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他召见了康有为，本准备委以重任，但受守旧派的牵制，仅委以总理衙门章京，梁启超只命专办译书局事务。

七月四日，光绪皇帝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顽固派官员，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暴、勇猛可嘉，赏给三品顶戴，帝、后公开对抗，朝野震动。

翌日，光绪皇帝又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事宜。这是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亲自决定的一次人事大变动。

光绪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都未涉及新政内容本身，只是组织性的手段。但正因为是组织性手段，对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来说，却是与权力有关的大事。慈禧可以容忍光绪皇帝颁发某些新政上谕，但绝不能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组成自己的党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