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天安学制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中国古代郡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正式

北魏天安学制的公布与实施，标志着中国古代郡国学校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从此，地方教育改变了先秦以来相对独立于官方之外的状态，开始在行政、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逐步地增加了官方统一控制的比例，这也是封建专制文化建设日趋发展的必然后果。北魏以后，历朝地方官学体制的设置，虽在形式、内容等方面略有损益，但基本制式和性质大体不变。因此，北魏天安学制模式是中国封建社会地方官学的基本模式。

当然，天安学制本身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这又是封建官学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独特表现。首先，同两汉惟有中央官学——太学定为常制的情况相比，北魏郡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正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地方封建势力的增强和中央集权的削弱，官学教育突破太学的单一模式，向统治中心之外的郡国地方伸展，也正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封建统治重心逐步分化与外移的过程。其次，天安学制也是门阀政治发展的产物。北魏统一北方之后，为了榜标正统，有效地控制广大汉族文化区域，借助并扶植北方汉族士族集团势力，天安学制的建立正反映了北方士族集团要求控制地方官学的愿望。这个学制规定教师必须是“世履忠清”，即强调了教师的家世必须出自清流；在选拔学生方面，也贯彻民优先录取高门大族子弟的原则。再次，天安学制强调儒家经典和恢复名教的地位，也反映了北方地区经历了十六国战乱之后，重建封建生活秩序、恢复儒家伦理观念的历史要求。这一要求，无疑也是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的动力之一。同时，天安学制还有许多缺陷，这个学制没有规定郡国学校的经费来源、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师的职责及学校的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这使得北魏郡国学校后继发展无力，难以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统一规范，因而流于形式；延至北齐，虽诸郡并立学校，但诸生皆为差逼充员，郡学沦为游惰之所，更无教学之实。

第三，学校种类和学科门类扩大。同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官学的学校种类有所扩大，学科内容也更加丰富；这一点，与魏晋南北朝丰富活跃的社会文化现状有直接的关联。

就学校种类而言，由于突破了秦汉以来单一的太学模式，魏晋南北诸朝官学类型不断分化扩大。其数量也因势消长，决非两汉之常规所能囿限。这一情况同当时学术文化的活跃状态、不同社会阶层对文化教育的多方面需求，有直接的关系；同时，胡汉文化的融合、帝王的雅好、国家政策的调整及和平环境的产生，均成为推动官学改进的力量。两汉宫学除太学之外，惟有鸿都门学与四姓小侯学，而魏晋除太学之外，又设国子学、崇文观（魏青龙四年）；西晋国子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央官学双轨制的形成，而崇文观则兼教学与研究为一体，扩大了学校的功能。五胡十六国中，后赵于太学之下，又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小学所，后秦除太学、国子学之外，又设逍遥院，专门从事佛经的研究与教学；同时，还在长安创建律学，召郡县散吏，教授有关刑狱方面的专门知识，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刑律学校。

宋文帝元嘉年间，设置玄学、史学、文学、儒学四馆；宋明帝时期又设总明观以统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刘宋官学类型的分化与扩大，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与政治的现状；玄学馆的设置，反映了玄学、老庄学说与佛教文化的兴盛；文学馆的设置，则反映了魏晋以降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和对文学艺术研究的高度重视；史学馆的设置，则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对于“簿伐”、“谱牒”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达。总明观则兼容儒、道、文、史、阴阳诸单科学校，而成为综合性的研究学院，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综合大学与研究院合为一体的先例。南朝齐国国祚最短，但也广开武校，并置学士馆，其办学形式，也有独到之处。梁武帝在位期间，除于天监四年（）置五馆教授五经之外，又于次年置集雅馆，以招远学；大同七年（）又建士林馆，广纳学人。

北朝官学，多承汉魏遗风，兼采江左风情，而又自成一体。北魏官学除太学、国子学（又称中书学）之外，又开皇宗学（）和四门学（），皇宗学的建立，把皇室子弟的教育正式纳入到官学教育的体系之中，是对先秦以来宫廷保傅教育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的成果，也说明对于皇室子弟进行汉文化教育，是太和改制期间的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四门小学的设置，虽然没有详细的史料说明其内容，但确实开创了中国古代四门学的先例，当是一种庶人教育的初级学校。同时，北魏伴随佛、道势力的消长，一度设置崇玄署，这虽然不属学校类型，但也内设仙人博士，专掌道教礼典与研究。此外，北魏还设有太史博士、律博士、礼官博士、太医博士、太卜、博士、方驿博士，这些博士虽不尽以教学为专职，但多于常职之外，兼负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职责，这种现象是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官方形式，被隋唐以降历朝承袭。北周官学类型也有特色。明帝宇文毓在位时，没“麟趾学”，集公卿以下文学之才校刊经史，捃采群书，叙缀世谱，颇染江左风范；武帝天和二年（）又为皇室贵胄子弟设路门学（又称露门学）和虎门学；值得注意的是：北周官学的设置，带有明显的复古倾向，并对魏晋以来的传统，给予大胆的否定。所以，史称北周官学“黜晋魏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以皇室子弟学校为例，即完全仿照《礼记·内则》建制：虎门学为天子路寝之门学，也即内学；路门学则为燕朝之外的路门之学，相当于西周的门塾之学，也即《内则》所谓的“外傅”之学。这种完全模仿西周旧典的学校建置，也是北周统治者标榜自我承运岐周正朔、服色、强化正统地位的政策内容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官学种类的分化与学科内容的扩大，具有混合一体的关系，即学校的设置与学科的设置，尚未分解成两个独立的，或相互包孕的概念；在这种意义上，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就意味着同一专科学校的出现。如：南朝宋的玄学馆、儒学馆、文学馆、史学馆，十六国中后秦的律学，便既是学校，又是学科。由此来看，魏晋南北朝同两汉相比，学科门类增加了律学、史学、文学、玄学、武学、阴阳学和医学。学校类型和学科门类的扩大，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事业多方面发展的成就，也体现了当时文化学术的多元性特色，并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为完备的唐代官学体制和学科文化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从这种意义看，魏晋南北朝实为中国古代官学的飞跃发展时期。但是，学科文化的扩大，虽使得一些民间自发性的文化，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却也逐步纳入到封建正统文化的范围之中，使原先相对自然活泼的文化局面较快地呈现出僵化的趋势。

第四，办学形式灵活多样，不拘常格。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文化形式、流派众多，影响官学兴衰的因素既多，官学的文化来源及构成成份，也颇复杂。故宫学往往间于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交错、冲突或缝隙中，谋求生存与发展，很难循序常规、俯就一格。这使得官学的经营和办学手段，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为后世官学教育提供了各种有益的先例。

在魏晋南北诸朝中，官学经营颇具特色的主要有：后赵、宋、齐、梁和北魏的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