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王国私文书中租佃契约有较大的数量契文本身的格式化与完整性

高昌王国私文书中，租佃契约有较大的数量，契文本身的格式化与完整性，反映了租佃契约关系的发展，某些官府机构的土地也采取这种方式经营。土地、房屋买卖契约亦有若干件。在麴朝晚期还出现了“指节印”在契约上的运用。从买卖契及私人遗嘱中，我们还见到一种可以买卖、继承的“做人”。文书中反映这时期寺院及其经济活动的发展，在使用奴婢、雇工、土地出租和高利贷剥削等方面，均无异于世俗地主。经济生活中，银钱铸造及其普遍使用也是一个特点。

麴朝延昌八年（）写本带注《急就篇》、隋薛道衡《典言》等残卷，多是今已失传的珍本。在有年款的写经题记中，可以看到有萧道成具衔的《普门品》写经残卷。这时还出现有道教符篆。这都表明高昌虽称王建国，但在文化、宗教上仍同内地保持紧密的联系。

唐代公、私文书不仅数量最多，内容也最丰富。就目前所知，流散于日本、英国、俄罗斯、德国及其他各国的文书中，绝大部分属于唐代。唐平麴氏高昌后，将行之于内地的一套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亦实施于本地区。因而大批官文书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本地区的历史，帮助我们了解史籍记载的真实含义，而且补充了李唐一代文献记载的缺漏。大量的籍帐文书，包括手实、户等簿、貌阅文书、户籍、点籍样、籍坊（库）牒、诸乡户口帐等，是研究唐代籍帐制度、阶级关系以及田制、赋役制度的重要依据。各类田制文书，如勘田、欠田、给田、退田、请田簿等，是研究均田制及土地占有的原始资料。文书中大量的差科簿及匠、役人名籍，以及有关文书是研究差科、色役、杂徭制度的宝贵资料。

唐在西州先后建立前庭、天山、岸头、蒲昌四个折冲府，文书中有府兵名籍、卫士资装簿、领取甲杖文抄。除府兵外，还有征发百姓乃至奴婢、部曲入军的记载。各处要道，还设置了镇、戍、守捉、烽、铺等军事机构。许多文书还反映了为维护统一所进行的战争，垂拱年间的氾德达告身澄清了文献中关于安西四镇设置含混不清的状况。文书反映镇、戍之类军事机构屯田的情况，有关白涧屯纳粮帐反映了屯田的组织与管理方式。

长行坊文书及其他馆驿文书，反映了交通组织管理情况：各种馆驿的分布，运输工具的管理、使用，秣粮供给。我们不仅看到唐代官吏的行踪，也见到汉、胡商人和行旅的来往。

大量私文书中的各类契券，形式较前代更为严谨。“指节印记”的普遍施用，五人联保的出现，都是为了增强契券的可靠性。文书中属于土地买卖的契券虽未见到，但借贷等券揭示了地主、债主通过高利贷掠夺土地的情况。此外，还有互换佃种的契券。大量辞、启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官吏、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压迫，是研究阶级关系、赋役剥削的重要资料。文书中反映，西州有少量部曲、客女、奴婢。寺院中除奴婢外，还有一种依附者叫“家人”。

文书表明，唐代本地区文化有了空。前发展。以《千字文》为启蒙读物。儒家经典中有《礼记》、《孝经》、隶古定《尚书》等，而以郑玄注《论语》的写本最多。所出《判集》大致为供考试和官吏诵习的拟判。此外，尚有具注历日、针经、药方、医书、本草等残篇。宗教类中，唐抄本佛经多是法华、金刚、般若等大乘经典。由于唐五朝的提倡，道教得到发展，出现《五土解》、醮辞等经咒文。

在古代民族文字方面，出土少于汉文文书。粟特文文书有勒柯克掠去的《大般涅槃经》，以及景教、摩尼教经典残卷，大谷文书中也有若干；突厥文文书有勒柯克《吐鲁番出土之蓝突厥文献》，内收景教文献《受难记》。古代民族文字中，回鹘文文书为最多，除大量译自汉文、藏文和库车一焉耆文的佛经外，还有公文、契券等。一组关于斌通（善斌）的控诉，反映了世纪末和世纪初，该地区奴婢买卖的罪恶。德国所出《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多卷本中，绝大多数是回鹘文文书。还有属于回鹘字蒙文译本的《亚历山大传奇》，对研究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

目前，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所获文书，至唐大历十三年（）后，汉文文书渐趋罕见。此后所见，多为回鹘文文书。另外，黄文弼所得有少量元朝初年的汉文文书。但该地区尚有大范围的古墓葬区，众多的古城、洞窟遗址尚未发掘清理，故今后之发掘与清理定能提供出更多的重要文书。多数文书虽缺纪年，但因出自墓葬，可凭借墓葬形制、共出文物以判断其上限与下限。这两点为敦煌文书所不具备。就目前所出文书时代而言，多数早于敦煌文书。因此，用文献资料及此两种文书结合研究，就可看出它不仅仅是研究地方史的珍贵资料，而且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